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公共政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成为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国家转型的依赖工具、手段和路径。政策的后果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来源。在推进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风险源。文章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政策缝隙"概念,用来理解社会不稳定的来源。政策缝隙体现在对实质性利益调整或再分配的过程中,政策文本出现了时间、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一致现象,而政策不一致即成为风险源。在评估出风险源基础上,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是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来制定精细化方案弥补政策缝隙。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内技术二元结构——基于DEA方法的证据

本文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较为显著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二元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居于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内资企业的技术则较为落后;我们同时也发现,内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因此这种格局在大多数行业呈逐渐弱化的趋势,但是在高技术领域,内资企业的技术赶超效应相对较弱,有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二元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因此如何加快高科技行业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麦克米伦"缺口及其经济学分析

世界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存在着长期资金供给不足而形成的麦克米伦缺口。西方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麦克米伦缺口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有所减弱。而我国由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麦克米伦缺口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整体放大趋势。由此引致了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三个问题：中小企业成长中的“马太陷阱”、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系统性风险、企业融资中的“劣势有效”的强化。因此，建立以引进与创新为核心的二元机制是解决“麦克米伦”缺口的有效途径。     

全球产出缺口与中国的通胀变动:基于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本文在考察全球产出缺口与国内通胀变动关系的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影响我国通胀变动的国内外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验证"全球产出缺口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计量结果表明,国内产出缺口、通货预期、原油价格和食品价格都是影响国内通胀变动的主要因素,贸易加权、进口加权、产出加权的全球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变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还没有国内产出缺口高。对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通胀变动,不仅要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均衡与波动周期,更要关注国际市场的外部冲击。     

陕西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用翔实的统计数据,描述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举措进行了探讨。     

人均收入差距导向的投资战略

除了税收手段直接调整人均收入差距之外,政府可利用投资配置来影响生产过程,进而调整人均收入差距。在总量封闭经济的框架下,本文以人均收入差距最小化为目标,通过引入多地区多产业Cobb-Douglas生产函数、劳动一资本比率、资本时变率,改造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实验表明,通过权衡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重要程度,调整投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比率,政府可缩小人均收入差距。     

我国拟开征物业税的公平性问题探讨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理论上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公平功能的发挥。文中在物业税的内涵与特征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房地产税公平功能的分析,提出了增强物业税公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收入差距不平等状况的泰尔指数分析

以泰尔指数为研究工具,以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所有制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据,得出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城乡间的要大于区域间的;东部地区的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西部的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差无几;行业内的稍大于行业间的,而行业间的又大于不同登记注册类型间的收入差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员工收入的差距不大,私营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     

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

物业税改革的推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而地方政府将会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物业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断层?未来的物业税将在地方公共财政中起多大作用?只有这两个问题正确处理好了,物业税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行,不然的话,中央政府必须提供特别强的激励。本文就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在相关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只要政府措施得当,物业税改革是可行的,并将对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物业税也将在地方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

通过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补贴和担保因素引入Mckinnon的最优货币化模型,本文初步认定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而基于BaileyCagan函数的提示,本文进一步发现,在政府对银行体系实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内部货币扩张具有与外部货币扩张不同的货币需求“预算约束”和福利后果。其要害是,它可以兼容在货币化进程原本存在显著利益冲突的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效用,从而使得中国的高货币化与货币价格的稳定并行不悖。本文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高货币化具有十分特殊的金融制度内涵,因此既不能简单夸大其负面效应,也不能过高期望数量调整政策的效果。合理的做法应当着眼于调整政府、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基于内部货币扩张而形成的利益关联机制,以改变货币需求的“预算约束”和潜存于经济中的货币化激励。